一、引言 地处巴彦淖尔腹地的河套平原，民歌从一诞生起就打上了河套方言的烙印，同时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生产方式，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农耕，人们聚居在一起，形成村落；由于游牧民族聚集在一起，形成部落。在内蒙古西部这个特殊的地域里，这两种文明并行，碰撞融合。由于语言、文字、习俗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民俗文化。随着时代变革和发展，民歌也产生了多种新颖、热烈的、反映新时代的内容和风格。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的影响，也让每个地区形成了自己极具特色的民族音乐。这些活动，给民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农耕文化里有，游牧文化里也有，在村落和部落中得以传承、延续，最终形成民歌，也成为民俗文化中最本质的文化根基。 民俗文化不同于宫廷文化、文人文化。它是从人类母体文化中直接发展而来的，它一方面滋养了宫廷文化和文人文化，另一方面又受宫廷、文人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民俗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在劳动人民中世代传承，不断完善并自成体系。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音乐，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每个民族又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族音乐逐步形成，成为极具特色的民歌，其中，河套民歌尤为突出，影响很大。 二、内蒙古西部民歌的文化风格形成 （一）宗教烙印 民俗文化的宗教性是建立在对生存、收获的祈愿，对人自身、自然环境、宇宙的认识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基点上，民歌多半建立在民俗的基础上，要抒发生命的意义，民歌和民俗有着不谋而合的意义。在科学尚未揭示人类自然谜底的时候，宗教的烙印以不可逆转之势注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原始宗教的产生，奠定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趋势。对自然、祖先、生命、生殖的崇拜和充满虔诚圣洁的祈愿，功利实用性是古今劳动者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创造民俗文化的内质，它通过想象的艺术载体表现出来，这种载体就是先民创造的神灵、歌舞、风俗、年节活动等，在民间世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出现了很多类别的民俗文化形式。如草原文化、农耕民俗文化，其中也有民歌的滋养和贡献。 对自然的崇拜是民俗文化中宗教烙印的具体表现。人们对生命起源的原始认识，通过人的想象力创造出多样的文化认识。草原上“图腾”文化的原始造型表现着游牧民族对自然的观察，如阴山岩刻，而审美是无意识的。当人们不能正视自然与人的关系时，对能够与“天”“地”对话，联系“天”“地”“人”的“巫”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寄托，这种寄托达到迷信的程度。巫，为人们带来了对“天”“地”“人”的认识，一些生存知识也慢慢产生。由于“巫”的出现，便产生了神鬼的传说。神鬼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庶民至天子，都迷信许多神灵鬼怪。其起源、形式、演变非常复杂，有的产生于“巫”文化，有的来自原始信仰，有的是外来的，有的纯粹是世俗创造的天神、地祗、人鬼，其数量究竟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人们与这些“神鬼”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神”能避祸和赐福，所以人们对神的态度就是祈福和避祸，顶礼膜拜。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婚丧嫁娶，出门做事，几乎都要选时辰、定方位、看风水、翻皇历、迎福避凶，讲究是极其烦琐的。神的产生，使人们在围绕对神的信仰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祭祀现象和活动，久而久之，形成风俗。既有长期观察自然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也有风俗、讲究的禁忌。艺术在习俗和自然生活中产生，宗教也在人们信仰中加入。 对祖先的崇拜，是民俗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又一重要方面。对祖先的崇拜，通过徽志、祖先像，祭祀仪式等活动得以表现。由于在人们的心目中，祖先是吉祥的象征（降福），是安全的象征（驱邪），生命的象征（种族延续），所以，祖先就成为人们克敌的法器、祥瑞的先知。草原上蒙古族先民的祭祀习俗就产生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一年四季都有祭祀，对天、对火、对敖包、对长生天都有祭祀。汉族通过对自然、祖先、门神、财神、灶神等祭祀，产生了歌舞、绘画、民歌等艺术形式，在生活风俗中不断拓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歌产生于宗教和劳动生活之中，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种原始文化的记载，它不仅旋律、歌词优美动听，怡情养性，往往还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写真”，它和那些从地底下挖出的“盆盆罐罐”一样，既有很多的历史研究价值，又有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是活的化石。 （二）浪漫之声 社会风俗习惯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民族思想意识的反映；而民歌又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积淀现象。民歌的形成，反映着生活在不同地区民族、不同阶层人们在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心理状态。传统的本源哲学，无不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繁衍力极强的“鱼”的身上，从而使太极图也成为两尾相交的一阴一阳的“鱼”。双鱼相合而生成万物的观念，就是“鱼戏莲”“连年有余”的生命生殖崇拜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认识升华，而“余”又与“鱼”谐音，成为人们祈盼“年年有余”生活美满的愿望，而这种认识和升华在后来达到了顶峰，在众多的民歌中得以表现。在汉族传统的婚礼习俗中，以盼“早生贵子”的民俗心理比比皆是。河套婚礼中的“撒帐”习俗，就是取枣（早）栗（立）子（子）的谐音往婚床上撒枣和栗子。这种风俗的情形是由新郎亲属中的年长妇女，手执盛有大红枣和栗子的器具，一边抓着枣栗撒向婚床，一边唱“一把栗子一抓枣，小的跟着大的跑”，于是闹新房的人们捧起枣栗，问新郎新娘是什么，唱道：早立子。听后皆大欢喜。 从以上现象可以看出人们的心理作用所引发的民俗现象，始终围绕着一种心理活动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多子多福的愿望，而这种民俗心态在民歌中强烈地展开。也只有这种心态，才能产生这样的民俗现象，才使民俗文化转化为民歌文化并得以传承，使民俗文化更加完善，富有寓意，也使得民歌更加优美动听。 作为内蒙古中西部人独有的精神养料，西部民歌特别是河套民歌是灵魂的诗，生活的爱、习俗的风里面渗透了内蒙古西部人的灵魂追求，是人们人生中“繁衍绿色、抵御风沙的骆驼草”。“不信摘不下星星来，不信揪不下月亮来，不信喊不回春风儿来”的豪迈、浪漫情怀，河套民歌里充满的就是这种生命浪漫之声的最强音。 （三）年节作用 民俗文化的周期性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是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最繁荣、最华丽夺目的时候，莫过于逢年过节了。而这时民歌也非常活跃，所以，年节是民俗文化中最丰富的表现形式。这时的人们便会使出浑身解数，花样翻新，唱起道情的民歌，跳起纵情的秧歌，丰富着自己的生活。民俗活动便在年节前后展开，几乎包罗了所有民俗文化现象，是一次民间风俗大展，民歌风俗大赛。年节，促进了民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四）承上启下 文化的产生并非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奇迹，它是历史延续的产物，是人们共同铸造的结晶。任何文化的形成，必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同时又具有可变性。民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文化圈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都会引起传承机制的改变。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源生物，也具有独立性，是社会大文化的组成部分，影响着民歌的发展。因此，研究民俗文化的变化发展必然涉及时代演变和民俗心理。民俗文化的形成，显示着民族对生命认知的强烈特征，其地方性和民族的文化面貌尤为突出，蒙古族民俗文化与汉族的民俗文化共同构建形成清晰的草原—农耕文化脉络，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互为影响、传承、发展，影响民歌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民歌，是依附在民俗文化上的，其发展和演变离不开民俗文化的影响。 进入新时代，随着多元文化的音乐交流日益频繁，通过感受一种音乐来了解不同的文化，已经不能实现了。同时，通过认知一种文化形式，来了解一个民族，也不能实现了。我们聆听和体验一种民歌，已经不能完全体验和了解完整民俗文化的印迹和脉络，民歌已经是多元的融合。不同的音乐体现出不同的民族个性，而音乐则是人类沟通的桥梁、了解世界的语言，因此，民歌变化还是感受不同民族性格的方便之门，我们无法达到对所有不同语言的理解，却可以共同欣赏多种不同语言的民歌。 三、结语 内蒙古西部民歌民俗文化风格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当前，外来文化的影响以不可逆转的强势冲击着民俗文化，也将冲击民俗文化的有机体，从而引起民歌的变异；民俗文化必须有极强的溶解力，才能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得民歌在民俗文化中，风格稳定、特点鲜明，并传承下去。 一、引言地处巴彦淖尔腹地的河套平原，民歌从一诞生起就打上了河套方言的烙印，同时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生产方式，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农耕，人们聚居在一起，形成村落；由于游牧民族聚集在一起，形成部落。在内蒙古西部这个特殊的地域里，这两种文明并行，碰撞融合。由于语言、文字、习俗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民俗文化。随着时代变革和发展，民歌也产生了多种新颖、热烈的、反映新时代的内容和风格。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的影响，也让每个地区形成了自己极具特色的民族音乐。这些活动，给民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农耕文化里有，游牧文化里也有，在村落和部落中得以传承、延续，最终形成民歌，也成为民俗文化中最本质的文化根基。民俗文化不同于宫廷文化、文人文化。它是从人类母体文化中直接发展而来的，它一方面滋养了宫廷文化和文人文化，另一方面又受宫廷、文人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民俗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在劳动人民中世代传承，不断完善并自成体系。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音乐，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每个民族又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族音乐逐步形成，成为极具特色的民歌，其中，河套民歌尤为突出，影响很大。二、内蒙古西部民歌的文化风格形成（一）宗教烙印民俗文化的宗教性是建立在对生存、收获的祈愿，对人自身、自然环境、宇宙的认识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基点上，民歌多半建立在民俗的基础上，要抒发生命的意义，民歌和民俗有着不谋而合的意义。在科学尚未揭示人类自然谜底的时候，宗教的烙印以不可逆转之势注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原始宗教的产生，奠定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趋势。对自然、祖先、生命、生殖的崇拜和充满虔诚圣洁的祈愿，功利实用性是古今劳动者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创造民俗文化的内质，它通过想象的艺术载体表现出来，这种载体就是先民创造的神灵、歌舞、风俗、年节活动等，在民间世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出现了很多类别的民俗文化形式。如草原文化、农耕民俗文化，其中也有民歌的滋养和贡献。对自然的崇拜是民俗文化中宗教烙印的具体表现。人们对生命起源的原始认识，通过人的想象力创造出多样的文化认识。草原上“图腾”文化的原始造型表现着游牧民族对自然的观察，如阴山岩刻，而审美是无意识的。当人们不能正视自然与人的关系时，对能够与“天”“地”对话，联系“天”“地”“人”的“巫”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寄托，这种寄托达到迷信的程度。巫，为人们带来了对“天”“地”“人”的认识，一些生存知识也慢慢产生。由于“巫”的出现，便产生了神鬼的传说。神鬼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庶民至天子，都迷信许多神灵鬼怪。其起源、形式、演变非常复杂，有的产生于“巫”文化，有的来自原始信仰，有的是外来的，有的纯粹是世俗创造的天神、地祗、人鬼，其数量究竟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人们与这些“神鬼”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神”能避祸和赐福，所以人们对神的态度就是祈福和避祸，顶礼膜拜。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婚丧嫁娶，出门做事，几乎都要选时辰、定方位、看风水、翻皇历、迎福避凶，讲究是极其烦琐的。神的产生，使人们在围绕对神的信仰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祭祀现象和活动，久而久之，形成风俗。既有长期观察自然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也有风俗、讲究的禁忌。艺术在习俗和自然生活中产生，宗教也在人们信仰中加入。对祖先的崇拜，是民俗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又一重要方面。对祖先的崇拜，通过徽志、祖先像，祭祀仪式等活动得以表现。由于在人们的心目中，祖先是吉祥的象征（降福），是安全的象征（驱邪），生命的象征（种族延续），所以，祖先就成为人们克敌的法器、祥瑞的先知。草原上蒙古族先民的祭祀习俗就产生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一年四季都有祭祀，对天、对火、对敖包、对长生天都有祭祀。汉族通过对自然、祖先、门神、财神、灶神等祭祀，产生了歌舞、绘画、民歌等艺术形式，在生活风俗中不断拓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歌产生于宗教和劳动生活之中，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种原始文化的记载，它不仅旋律、歌词优美动听，怡情养性，往往还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写真”，它和那些从地底下挖出的“盆盆罐罐”一样，既有很多的历史研究价值，又有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是活的化石。（二）浪漫之声社会风俗习惯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民族思想意识的反映；而民歌又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积淀现象。民歌的形成，反映着生活在不同地区民族、不同阶层人们在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心理状态。传统的本源哲学，无不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繁衍力极强的“鱼”的身上，从而使太极图也成为两尾相交的一阴一阳的“鱼”。双鱼相合而生成万物的观念，就是“鱼戏莲”“连年有余”的生命生殖崇拜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认识升华，而“余”又与“鱼”谐音，成为人们祈盼“年年有余”生活美满的愿望，而这种认识和升华在后来达到了顶峰，在众多的民歌中得以表现。在汉族传统的婚礼习俗中，以盼“早生贵子”的民俗心理比比皆是。河套婚礼中的“撒帐”习俗，就是取枣（早）栗（立）子（子）的谐音往婚床上撒枣和栗子。这种风俗的情形是由新郎亲属中的年长妇女，手执盛有大红枣和栗子的器具，一边抓着枣栗撒向婚床，一边唱“一把栗子一抓枣，小的跟着大的跑”，于是闹新房的人们捧起枣栗，问新郎新娘是什么，唱道：早立子。听后皆大欢喜。从以上现象可以看出人们的心理作用所引发的民俗现象，始终围绕着一种心理活动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多子多福的愿望，而这种民俗心态在民歌中强烈地展开。也只有这种心态，才能产生这样的民俗现象，才使民俗文化转化为民歌文化并得以传承，使民俗文化更加完善，富有寓意，也使得民歌更加优美动听。作为内蒙古中西部人独有的精神养料，西部民歌特别是河套民歌是灵魂的诗，生活的爱、习俗的风里面渗透了内蒙古西部人的灵魂追求，是人们人生中“繁衍绿色、抵御风沙的骆驼草”。“不信摘不下星星来，不信揪不下月亮来，不信喊不回春风儿来”的豪迈、浪漫情怀，河套民歌里充满的就是这种生命浪漫之声的最强音。（三）年节作用民俗文化的周期性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是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最繁荣、最华丽夺目的时候，莫过于逢年过节了。而这时民歌也非常活跃，所以，年节是民俗文化中最丰富的表现形式。这时的人们便会使出浑身解数，花样翻新，唱起道情的民歌，跳起纵情的秧歌，丰富着自己的生活。民俗活动便在年节前后展开，几乎包罗了所有民俗文化现象，是一次民间风俗大展，民歌风俗大赛。年节，促进了民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四）承上启下文化的产生并非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奇迹，它是历史延续的产物，是人们共同铸造的结晶。任何文化的形成，必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同时又具有可变性。民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文化圈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都会引起传承机制的改变。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源生物，也具有独立性，是社会大文化的组成部分，影响着民歌的发展。因此，研究民俗文化的变化发展必然涉及时代演变和民俗心理。民俗文化的形成，显示着民族对生命认知的强烈特征，其地方性和民族的文化面貌尤为突出，蒙古族民俗文化与汉族的民俗文化共同构建形成清晰的草原—农耕文化脉络，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互为影响、传承、发展，影响民歌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民歌，是依附在民俗文化上的，其发展和演变离不开民俗文化的影响。进入新时代，随着多元文化的音乐交流日益频繁，通过感受一种音乐来了解不同的文化，已经不能实现了。同时，通过认知一种文化形式，来了解一个民族，也不能实现了。我们聆听和体验一种民歌，已经不能完全体验和了解完整民俗文化的印迹和脉络，民歌已经是多元的融合。不同的音乐体现出不同的民族个性，而音乐则是人类沟通的桥梁、了解世界的语言，因此，民歌变化还是感受不同民族性格的方便之门，我们无法达到对所有不同语言的理解，却可以共同欣赏多种不同语言的民歌。三、结语内蒙古西部民歌民俗文化风格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当前，外来文化的影响以不可逆转的强势冲击着民俗文化，也将冲击民俗文化的有机体，从而引起民歌的变异；民俗文化必须有极强的溶解力，才能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得民歌在民俗文化中，风格稳定、特点鲜明，并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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